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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总理为沉船辞职与“耻感文化”无关  

2014-04-28 16:37:00|  分类: 时评,杂谈,(已发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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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韩国每出一桩大事,媒体就会煞有兴趣地关注“耻感文化”的“发扬光大”和“深入人心”。眼下,又出了一件事,有了叨叨的噱头。4月27日,韩国国务总理郑烘原召开发布会宣布引咎辞职,理由是自己作为国务总理应对“岁月号”沉船事故负全责。郑烘原承认,在初期救援应对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希望家属能原谅及理解他的决定。韩国总统朴槿惠随后批准了郑烘原的辞职请求,称将在沉船事故搜救工作收尾后受理辞呈。截至目前,4月16日韩国“岁月号”沉船事件,已确认188人遇难,另有114人下落不明。

这的确是一件大事,这么大的伤亡的确该有人为之担责。国外政要因发生重大事故而引咎辞职,几乎已成为一种“传统”,很正常,根本没有什么奇怪的。按照现代国家的执政伦理,政府官员即使与重大事故没有直接关联,也必须主动承担作为领导者的责任,这是作为一名政客的角色属性和职业风险。韩国总理因沉船而辞职,就是基于这种“角色属性”和“职业风险”,而不是我们将此上升的“耻感文化”。

正是这一属性和风险,决定了政客在重大事件中的责任,必须做出“牺牲”。在韩国,这已经成为常态。我们熟悉的韩国前总统卢武铉,他执政的政绩可圈可点,在任时韩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外交上和金正日举行了南北首脑会晤。然而,就是再2009年5月因其妻接受贿赂而遭到调查弹劾而退隐的卢武铉在老家坠崖身亡,留下“我可以说是清清白白的”“历史会给我一个公正的评价”的简短遗书。卢武铉以这种自戕“震惊”而死的方式,向世人证明自己的无辜。接下来的是2012年8月,时任总统李明博因为一位7岁女童惨遭性侵而公开向国民道歉;2011年9月,韩国发生大规模停电事故,当时政府主管部门知识经济部长官崔重卿辞职。

这就是韩国的政治生态。相比之下,国家政治责任追究机制在西方并未表现出东亚模式的血腥,更多地体现于个人尊严、问责政治文化和完善的法律规定,显得“温柔”和有“人性”应该说,现代意义的政府问责最早发端于英国。1742年,辉格党领袖、内阁首相罗伯特·沃尔波,因失去了下院多数的信任而被迫率内阁集体辞职,“内阁失去下院多数信任必须辞职”就成为英国一种不成文的制度。

这一制度发展到今天,行政问责已成为西方政治最基本、最常用的制度西方社会已形成一种官员对自己言行和决策承担责任的文化。从政府到民间,人们已经形成一种政治惯例和习惯性思维,即某官员出现失职、渎职并造成不良后果或损失,或者个人行为不端,该官员就应立即主动出来公开道歉,甚至辞职。

德国是西方把问责制发挥到极致的国家,“政治洁癖”成为正常官场生态。1993年,德国经济部长默勒曼辞职,原因是他用官方信笺为远房亲戚的一个小发明做广告;前几年,德国绿党主席厄兹德米尔被发现用出公差积累的飞行里程换机票去度假,被迫辞去议员职务。这两年,从前总统伍尔夫到前国防部长古滕贝格,再到前欧洲议会副议长科赫·梅林,其辞职原因居然是房贷优惠、学术论文造假等在国人看来“鸡毛蒜皮的小事”。

    有道是,好制度可以把好官变得更好,有失误的官付出代价。韩国总理因沉船辞职,是制度使然,并不仅仅是所谓的“耻感文化”发挥作用的结果。假设没有好的制度,可能国民连一个道歉也等不到,甚至连真相也被掩盖,更别说辞职,哪来的“耻感文化”?当然,引咎辞职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对国民负责的方式也并非引咎辞职一种。不过,纵然在具体问题上可以有不同的选择,都必须正视和承认引咎辞职已是现代政治的重要内容,是政治伦理的一种体现。这是毋庸置疑的,是站在国家的高度,对国民负责的表现,而不是推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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